对会计操纵的经济学分析

一、会计操纵的客观必然性

1．会计准则的不完备性。会计准则的出现应该是私人订立契约成本过高所致，因为随着现代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企业来讲，要与众多的权益持有人分别签订契约，其契约成本必然太高；对于权益持有人来讲，会计信息已成为公共物品，因此必然存在“搭便车”现象，同时会计信息存在外部性的问题，因此为解决私人契约成本过高和克服公共物品的特性而带来的市场失效，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强制对会计信息进行规范，于是会计准则出现了，私人契约转化为公共契约。

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合约，具有不完全性，它的制定也不全是技术性的，而是各利益相关方相互间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获取自己的利益，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有利，同时准则制定机构本身也是博弈的参与方，有其自身的“效用”函数，其效用主要体现在准则制定的垄断权和控制权，因此，为使准则能够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保证能使各方接受博弈的结果，以及使交易费用最小化，就必须放宽会计准则对一些经济业务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另外，会计准则与会计社会实践之间的时滞性，使会计准则常落后于会计实践和经济行为的创新，这些都为会计操纵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经济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管理决策者在使用会计决策选择时，必然会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会计准则的不完备性还体现在其会计政策选择的合理与否缺乏可量化的客观依据。

会计准则的不完备性最终会导致两种行为：“效率”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效率”行为指会计政策的灵活选择权(即会计操纵权)安排给管理当局，可以帮助其实施经营策略，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建立与企业自身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机会主义”行为指管理当局在签约后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上给予的灵活性而对会计数据进行操纵，使契约各方的财富重新分配，尤其是从事有利于管理当局自身的财富再分配，如管理人员的分红可以通过会计利润操纵而提高；通过会计操纵来降低其失去现有职位的可能性。

2．会计的模糊性。会计数据实际上并不具有其表面上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在会计信息的收集、处理和报告过程中，存在太多合法前提下的供企业管理当局和会计师自主选择、估计、判断及预测的机会，对相同的一些经济活动，不同的会计师可能作出不同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会计原则假设本身又存在矛盾；实际会计业务创新有时与现行相关的会计处理脱节而导致“无法可依”等现象，都导致不同会计信息供给存在的可能性。根据“不同的会计处理会有着不同的经济后果”原理，同样可推出谋求不同的经济后果会导致不同的会计方法的供给。因此会计自身存在的模糊性，为谋求有利于自身经济后果的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了可操纵的空间。

3．会计信息产权的不明晰性。在现代会计信息市场上，会计信息的供给方主要被企业管理当局所垄断、控制，尽管会计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以公共产品的形式供应，其产权并不明晰化。会计信息要成为一种商品的前提是产权必须明晰，只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很多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契约安排来达到最优福利效果。

然而，按现行制度框架，会计信息由企业经营者管理但其并不明白为准管理，股东亦不知其为会计信息所有者。广大会计信息使用者选择以会计经营管理者作为生产会计信息的代理人，但当今非市场化的企业内部职能便会计信息供给缺乏市场激励与竞争，信息易受到内部人控制，会计信息的生产工具的独立性因此而弱化。更何况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没有形成诸如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之类对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进行动态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再加上不存在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这样就为会计操纵开了方便之门。

会计信息产权不明晰性的另一结果，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市场的不竞争性。从目前我国会计信息需求方看，投资的主体除了国家外，主要是单个居民，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主要进行投机而赚取买卖价差，而不是关注企业财务经营状况，对企业成长性并不看重，更何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报表没有较深理解，甚至看不懂会计报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不成熟和对会计信息缺乏内在动力等原因，导致会计信息需求的严重不足，再加上委托人本身与代理人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客观事实，都会导致企业管理者操纵会计的执行成本远远小于其收益，并且由于委托方不能直接观察到其代理方的日常行为和努力程度，因此会计操纵不易被受损方发现或者即便发现了，受到的惩罚也很小。这样，企业进行会计操纵就不可避免了。

二、对会计操纵的影响因素

1．股东合约(管理契约)。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意味着管理人员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从事经营，因而会造成管理人员与股东的经济利益不相吻合。他们对风险的偏好不同，并且管理人员倾向于支付较低的股利水平，而股东正好相反，这造成他们在企业会计政策取向上产生诸多分歧。因此股东便通过签订具体契约的条款，使代理人的目标与其趋同，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通常情况下，由于股票价格一般受市场或管理人员不能控制的行为所决定或影响，会计收益常被用来代替股票价格直接或间接作为激励管理人员计划的基础，管理人员能否领取奖金以及奖金的多少，取决于企业当年的利润水平，因此可以假定管理人员将会把未来的会计收益“移”作现在的会计收益，将两个不同期间的会计收益进行转移，不仅影响了管理人员红利的现值，而且增加了其确定性，这就是实证会计理论中的“红利计划假设”。

2．债权人合约(债务契约)。企业的价值一般由权益价值与债务价值两部分构成，因此增加权益价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整个企业的价值；二是将债务价值转移至权益部分。其中第一种方法包含了有效契约内容，而第二种方法包含了机会主义行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债权人会与债务人签订一系列保护性的合约条款，如一般合同中要求企业保持一定的流动比率、利息保障系数、负债权益比率等，如果达不到条款中的内容则视为违约。故债务合同中若以会计数据定义违约行为，则促使企业管理人员选择尽可能减少违约可能性的会计政策，如能增加资产与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方法。D.stokes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债务契约的存在，管理人员更乐于为业主服务而不是为债权人服务，Warts和J.Zimmerman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管理当局越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移至当期的会计政策，即管理当局采用能使其绕过债务契约中约定条款的会计程序来操纵相关比率。

3．政府合约(政治契约)。政府管制理论认为，政府活动参与者与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盘行事。西方政治活动理论得出了政治活动要利用会计数据的结论，如政治家们常利用巨额的报告收益作为垄断的“证据”；政府的税收政策以相应的会计数据作为基础；政府制定配额管理常利用会计数据，如上市公司的摘牌、配股等。

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存在相应的政治成本，并且其成本往往与企业的规模及企业往市场所得份额直接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者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或方法。企业在市场上所得份额不同，其承受的财富转移和政治敏感性也有所不同。为了不引起公众(包括政府)的过分注意，企业经营者会采用尽可能降低会计收益的会计程序或方法，以减少不利的政治影响和舆论的谴责，并最终减少可能发生的政治成本。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商华军 hu


财会月刊 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