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监管与市场永恒的主题

　　自从有了对自然经济予以否定并替代的市场经济后，强制性的行政监管就一直与市场处于博弈之中。
　　相对于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交往的狭窄与封闭性，市场交换的开放与扩展性，使政府日益从产权政府向税收政府过渡，改变着政府管理的方式并增加着其复杂性，但市场交易的活跃，却使政府收益更有保障。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19世纪初的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之争，还是随后的“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要不要对银行券发行予以特别限制的争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管制的分歧，都是以尊重市场与开放而更改着监管思想和措施。
　　管制与市场的博弈在金融领域特别值得关注。
　　我们说，市场之所以成为市场，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即参与者是众多的，价格是放开的，产品是不断创新与丰富的。没有一定的参与者，要么没有一定量的有所差异的交易意向，起码的交易量或交易的连续性将难以达成与维持，市场不可能是活跃的，其应有功用也难以发挥；要么是垄断丛生，等价交换的市场核心法则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任何的价格控制企图与措施，都可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市场的公正性谈不上，也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如果产品是单一的，或者产品不能推陈出新，市场交易将趋于呆滞，市场功能将大打折扣。符合市场要求的监管，应是对上述确保市场存在与运行的三个条件的尊重和维护。为此，就金融监管而言，以下原则是重要的：
　　一是监管应是为了市场的成长壮大，并尽量使市场发挥作用。按斯蒂格勒的“利益假说”，某一产业的监管应是为了这一产业的发展，因而金融业监管应是为了金融业或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非仅仅是限制。且不说政府监管者的监管措施必须建立在认真细致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就是判断了也不一定就永远是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也仅是除企业、家庭与海外部门之外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其判断的公正性与准确性一直是经济学有所争论的焦点(如公共选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论)，更不用说，不加任何判断的不放心的事无具细的审查批准，仍是没有市场时或市场发育初期的计划经济思想，这种思想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适用。特别是，当市场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比如经济主体的自我盈利与担当责任的机制形成并趋于增强后，对类似于私募或公募形式的股权与债权融资，市场力量自然会起比监管者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某一机构不被市场认可，其融资与资本扩张计划就得不到实现，相反，如果监管者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与意向而行政分配这种融资与扩张权利，其选择批准的对象不一定是市场认可的，即使这种权利得以优先实现，也不见得出现管制者所预期的经营效果，其经营管理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反而因优先或屡次优先获得政策性优惠而日渐趋于落后和无效，甚至被市场淘汰。因此，应当放弃“人人都是无赖”的休谟原则，减少审查批准，尽量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确保斯蒂格勒所讲的那种“产业利益”而采取我们已看到接连失败的所谓保护性措施。
　　二是“市场进入”管理也应以市场成长与扩展为原则。如果硬要有市场进入管制的话，应主要由市场去检验进入者的资格与能力，而不能基于一方的主观判断而行政性地限制进入者的数量，真正的市场不适应者或失败者是由市场淘汰出来的，而不是基于行政性限制等待进入市场排队时认定的。因此，在金融市场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应当对所有金融机构、投资者、公司实体进入金融经营投资融资领域给予均等的市场进入与检验机会。况且，只有金融机构多了，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市场性中介经纪服务竞争机制，而非那种为争夺政策优先权优惠的竞争，真正的市场性竞争才是交易成本不断节省的有利于市场成长与扩展的竞争；只有进入融资领域的公司多了，才能增加市场上的交易产品；只有投资者多了、投资实力大了，类型多元化了，才能形成更多的交易，市场才能活跃，市场的功用才能日益增强。
　　三是应树立“好”中介机构的概念而非“大”中介机构的概念。中介机构是金融市场上的经营者，没有中介机构的一定发展，金融市场将无法扩展和发挥应有作用。从监管的角度看，不能说“小的是美好的”，但那种一味以“大”而施以政策优先权优惠的做法，也不见得合理和有效率，因为同样不能说“大的是美好的”。殊不知，近几年国内外金融事件中连续出问题以至最后关闭的基本是所谓“大金融机构”，他们的资产规模确实大，但庞大形体下面隐藏着机制的官僚化、管理的松懈、资产质量的低下以及盈利率的下降。因此，在监管原则与政策支持上，应当不要基于大或小，也不应从行政政策上给予“迅速增大”的“激素”，而应以基于资产质量、经营效率、盈利能力以及竞争力的“好”的原则，至于壮大应由市场力量去培育和支持，因为很显然，只要适应市场，自然就会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大机构”。
　　四是善待金融创新，让市场力量去评价与选择新金融产品的问世，这既包括产品的类型，也包括问世的时间与地点。产品是用来交易的，也是用来满足交易参与者的效用的，是否需要新产品或某一新产品有没有用、何时有用以及如何用，市场参与者自然最清楚。为此，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制度外”或“体制外”的事物。试想，在一个转型经济环境中，面对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基于民间或市场的金融创新实践活动会层出不穷，而政府的制度或体制安排并不一定走在实践的前面，反而在实践基础上予以安排才是合理与正常的，已有的制度仅是对制度制定之前的经济活动予以界定，新出现的事物自然不会在已有的制度里有所界定或全面界定，因而当这些金融创新活动一出现自然是违“当时之规”，自然是“制度外”或“体制外”的东西，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就不一定是今后的“制度内”或“体制内”的事物，难保不就是符合市场需要的金融创新，所以，不能一看到所谓“制度外”或“体制外”的活动就简单地认定是“违规”，不能以“违规”而简单地予以扼杀，因为并不是所有违即时或过时之“规”的金融活动都是不合理、不需要的，而应当在监管上耐心地予以认真分析，区别情况区别对待，对待新事物首要的是“善待”，否则，没有“制度外”或“体制外”的事物出现，不突破原有的制度或体制，将永远没有“改革”可言，就不可能有创新，回想中国改革实践中的每次突破尤其是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不都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hu [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