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斯到诺思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陆志明 黄文中 王志波

新制度经济最早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它是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的经济学流派。该流派吸取了传统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的起源、创新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有别与加尔布雷思为首的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作了重要的修正，并且提出了作为其理论基石“交易成本”概念，极大的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经济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科斯、威廉姆森、诺思、阿尔奇安、张五常等人，其中许多人物曾经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旨在深讨新制度经济学源流及其发展，着重评述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鉴于篇幅所限，对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产权经济学不作详细论述。

（一）

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基本行为假定提出了批评和修正。科斯因为其《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的问题》而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诚如他所言，当代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问题。他从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一司空见惯的问题分析入手，发现了人们利用市场时并非是没有摩擦的理想状态，人们之间的交易是存在着交易成本的，而且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才使得企业这一代替市场的组织形式的存在。因为企业对市场的代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作了详细的区分和归纳，他将人的特性分为两类：有限理性和投机取巧（opportunism）。威廉姆森则是从交易双方的契约的订立和监督的角度来分析交易成本的原因的。他指出：人类的行为常常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或自由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1] 。诺思在《动态经济世界中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概括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即无磨擦的理论和静态的理论。他曾多次引用的西蒙的话：“决策者的知识和算计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新制度经济学派除了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个基本假定之外，还提出了实际生活中人们既追求财富最大化，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的基本假定。他们从交易成本概念入手，分析制度的生产和变迁。

（二）

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中科斯又一反人们习惯思维，即一反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习惯，从社会总产出的实证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他认为经济学关心的应该是任何使得社会的总产出最化。然而，是否能导致社会的总产出最大化与社会所界定的既定产权结构（property rights）有关，从而与交易成本相关。科斯定理是从们对科斯有关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理论的概括。科斯定理的主要内容：⑴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由于外部性具有相互性，市场，即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外部性所涉及的双方进行产权的交易，从而导致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因此产权的初始的界定状态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化。⑵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法律的至关重要的性质和意义将立即显现出来。科斯力图表明：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不仅对分配有影响，而且对资源的配置以及产出的构成都将产生影响，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⑶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也将对产出产出影响，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对制度安排的选择包括不同的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比较和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这构成了科斯的选择理论。

科斯在《社会成本的问题》和《企业的性质》等等经典文献中运用了有别于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人的分析方法，即运用能够被主流经济学所广泛接受的边际分析方法。在科斯的案例（Case）分析中，理性人会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资源配置到边际收益最高的地方。上述边际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对于个人来说是有效率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从而可能会出现微观个人层面上的效率与宏观社会层面上的效率的差异，这种个人效率与社会效率差异，或者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差异，关键在于个人在产权的保障实施方面在微观层面上难以达到规模经济。产权在本质上必须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有赖于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政治经济组织来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行使。国家（政府）正是在建立和保护产权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如果离开了国家，人们将很难对产权作出全面和有效的分析；同样也不能离开国家来抽象地讨论产权及其制度结构。

如果由于现实经济社会中正的交易成本的约束，交易双方不能进行自由谈判，从而使得产权的初始配置发生有效率的交换，进而使得资源的配置被锁定（locked-in）于无效率的状态，使得社会的总产出不能达到最大化。但是，科斯只是给出了界定产权的总产出的效率标准，科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回答政府将会如何界定产权。事实上，界定不同的初始产权给交易双方，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格局，政府在界定产权的时候必定要考虑这些因素。诺思进一步着重分析了政府将如何来界定产权，以及产权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的影响。

几位从事博奕论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则从个体理性行为与集体理性行为之间的冲突的事实来说明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行为。在信息不完全且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能够达到在集体理性得以实现的约束条件下，满足个体理性选择，就必须有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排并非是预设的，而是行为主体之间多次非合作博奕均衡。于是，行为人在从事市场交易活动中有了一种较为可靠的预期，这便是制度的形成的另一种解释。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市场中的利他主义倾向。

诺思从人类分工及专业化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制度的产生过程。他认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能够节约生产成本，但是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逐渐递减，这种成本的节约会被由于信息不完备和市场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边际交易成本的逐渐增加所抵销。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规范和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制度，从而达到降低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备性和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交易成本。这种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它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⑵作为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行为规则的制度安排；⑶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一致的意识形态，诺思认为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用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性秩序来降低交易成本；⑷此外还包括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2] 。

（三）

新制度经济学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制度的变迁和创新的。

科斯认为产权制度的变革只有在预期的边际收益大于变革本身所需耗费的边际成本时才有可能发生，亦即一种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诺思借鉴了马克思等人的理论，通过对西方世界兴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作出了历史地实证分析。他指出：当一种制度不能够将由于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内在化时，制度创新便能够使潜在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他认为，制度决定了体制的产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努力变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接近的活动。

诺思等人也承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认为，作为知识的基本变化结果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同样值得一书，因为它改变了产出长期供给曲线的斜率，使得人口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而没有出现古典经济模型中地种悲观的结果。虽然马克思与诺思等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时代背景也各异，但是共他们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技术（生产力）和制度（产生关系）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

在制度变迁的理论体系中，诺思赋予意识形态于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认为产业革命是以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的持续努力为特征的。诺思特别地强调此类因素对经济实绩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既定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信仰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其中，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则将经济活动推向其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得经济活动呈现出收缩的趋势，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地位的信仰结构决定了前面两者的实施特征。提高经济绩效可以通过三个层次来实现，即技术结构的变迁、制度结构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变迁。前二者往往需要后者提供义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支持，有时变迁必须从意识形态结构的变迁开始。我国的改革的进程便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呈现出上述特征。尽管可以通过移植技术、模拟制度以期提高经济绩效，但是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的、规范性约束差异，从而使得被移植的技术、被模拟的制度与其所应有的或所期望的绩效水平相去甚远。许多亚非拉国家正面临着这种境地。

（四）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诺思分析了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建构了制度－制度变迁－经济绩效这一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石。诺思认为制度理论的基石是：⑴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⑵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⑶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的原因。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和《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等文献中，诺思将交易成本的标准具体到了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中，包括以下几个层次：⑴无论是正式的规则，还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规范，其变迁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⑵无论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无论变迁是发生在个人，团体还是政论层次，制度变迁都是有制度变迁成本的，即制度转换、制度交易的成本，人们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⑶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和组织实施，将面临着交易成本的约束，交易成本的高低与大小取决于变迁的初始条件。有些变迁的初始条件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的约束，使得制度变迁、制度交易无法实现，从而锁定（locked-in）于无效率的状态；⑷诺思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极其类似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 。他认为制度变迁是个“道统”，即“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过程。制度变迁还必须考虑到变迁的时间因素，时间也是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的一种，并且成为变迁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

诺思以及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还着重地、具体地分析了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⑴制度环境：诺思和戴维思对其界定为：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的基本的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本文认为制度环境包括一系列用以规范人们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的总和。它包括以下几个层次(a)宪法层次。宪法是基本的法则，它是国家用以界定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的基本性制度规则。它与可执行法相比，显得难于修改。(b)在宪法秩序框架内所设立的可秩序执行法规、政策层次。与宪法相比，它们的变更相对比较容易。(c)规范性的规则层次。它包括用以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习俗、文化及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以上几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既定的制度环境。

⑵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刚性：诺思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借鉴了马克思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对其加以微观化。在诺思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既是一种规范的制度安排，又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微观化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个人和组织层次，解决了“搭便车”的难题，从而节省了考核费用，并相应地减少了其他的制度安排。宏观层次的意识形态理论则被看成一系列完整的世界观，它区别于道德，意识形态是与人们对制度（特别是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相连。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支配、解释既定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以及信念体系，并赋予合法性和义理性（legitimacy）。当外在条件的变化导致原有的意识形态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裂缝时，不够灵活的意识形态出于对过去已有合法性的投资的偏好，从而拒绝对制度变迁给予义理性和合法性的解释和支持，从而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刚性。意识形态的刚性不仅意味着制度变迁的滞后特征，而且表明了统治者可能牺牲效率而维护旧制度。

⑶制度的稳定性：在持续性的制度竞争的压力下，一个运行费用高的制度结构是内在不稳定的。但是，低效率的制度的存留不仅取决于其效率本身，还取决于该制度结构的控制特性－－即从既定的制度框架中得益和受损的组织的力量对比。制度作为过滤器还具有其稳定性的一面。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平均主义形式的按劳分配之所以具有极强的内在稳定性，就是因为它为大多数人（委托者）提供了对收入稳定性的偏好。由此可见，一个制度的稳定性还取决于委托者对从既定制度结构中获益的稳定性的偏好。制度的效率、控制特性以及委托者对从既定制度结构中获益稳定性偏好，共同决定了一个制度的稳定性。既定制度结构愈是稳定，则变迁的阻力愈大，成本愈高。

⑷统治者（集团）理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权力中心提供新的主导安排的能力和愿意是决定是否实行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愿意和能力除了受制于一定的制度环境等客观因素外，还受制于统治者（集团）“理性”这一主观因素。统治者（集团）理性是指统治者（集团）的一种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可以对事物的运行及其基本规律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把握，它受制于统治者（集团）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它反映和表示了统治者（集团）对未来损益的计算能力和预期水平。一个统治者（集团）不可能有无限水平的理性，他（他们）只可能具有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诺思还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过程：政策的制定者所拥有的，能改变经济方向的自由度受制于行为人制度矩阵通过学习可以提高统治者（集团）的理性水平。

以上几个因素将渗透到政治、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中去，形成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形式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各个社会阶层的成本－收益结构，造成社会的发展、停滞的局面。

（五）

传统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时，均将由于资本和劳动增长的贡献以外的剩余归为技术因素的作用而导致的。而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经济增长与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尽力推向其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得经济活动呈现出收缩、衰退的趋势。诺思认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亦即将经济活动。首先，在一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下，产权的界定十分明晰，人们的行为亦有规范可循，在生产和交易行为中有较为可靠的预期，从而个人或利益集团具有较高的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起到激励作用。其次，制度可以对社会分工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技术的保护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为个人自由从事创造活动提供了机会。再次，诺思认为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六）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为经济学园地提供了一种颇具有学术魅力的经济理论。许多学者站在科斯这一经济学巨匠的“肩膀”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得以迅速的发展。深化和广化。由交易费用和交易费用的理论衍生出了许多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国和指导意义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激励理论从交易费用这一新的角度出发，这些理论对许多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于很好地解释的现实问题给予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而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换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广泛地为我国的经济者所接受，并且被用以来分析中国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转型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践机遇。我们期待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国情化，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从而提供一种智力的或理性的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科斯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
科斯和诺思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人译，华夏出版社，1989
诺思 《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载《社会经济体制比较》 1995年第3期
诺思 《制度变迁的理论纲要》，载《改革》 1995年第3期
诺思 《动态世界中的经济理论》，载《经济译文》1995年第3期
张军 《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
黄少安 《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Douglas C.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庄子银、邹薇《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载《经济译文》 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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