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十八大报告，还是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加快城镇化步伐作为中国未来重大战略部署浓墨重彩地提及。的确，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性任务，其顺利推动和完成，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真正的革命性的影响。

　　然而，谈及城镇化，很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解读城镇化的作用，比如，城镇化对相关行业带来的历史机遇，城镇化对中国内需的极大提升。如果将城镇化仅仅作为一个“经济事件”，只思考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则矮化了城镇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纯经济的思维很可能误导中国城镇化的政策选择，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又走上一条只追求“看得见”的、只追求速度的物理运动的邪路，甚至成为不顾产业现实、缺失身份平等观念的盲目“造城”运动，最终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要么成为“夹生”的城镇化，要么走上拉美当年失败的城镇化道路。

　　几千年来，农业文明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文明形式。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强化的户籍制度，则更使得中国社会成为梅因在《古代法》里高度概括的“身份社会”，并以二元结构的独特形式体现出来。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更是打破这种身份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就此而言，城镇化的本质绝非经济结构的变迁，而是观念和制度的变迁，是通过改革废除包括户籍在内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的制度，在社会的生态中嵌入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伟大跃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城镇化进展迟缓，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能破除城乡二元的不平等观念，不能打破户籍坚冰，不能给予进入城市的农民以城市居民的平等待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不能做到一视同仁，这种制度和政策的鸿沟完全是人为的。以户籍制度为例，按照官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2%，但如果在统计口径里把并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的2.7亿农民工除外，中国真正的城镇化率最多只有38%。一个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户籍下面又衍生出各种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夹生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而这一切的根子，都在于难以打破的户籍制度。因此，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正如中国研究城镇化的学者辜胜阻所言：“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处理好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关系，加快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推动农民工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可谓看到了城镇化的本质。

　　城镇化是个改革问题，城镇化的完成涉及很多改革领域，除了户籍制度之外，还包括：第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如何确保他们的土地收益权利，如何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廉价掠夺农民的土地，这将直接决定城镇化过程中人心的稳定；第二，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和制度确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得进城农民工和市民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均等化。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在人类城镇化的历史上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既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又没有出现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法律，甚至宪法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完全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将农民的平等权提升至宪法的角度，从而避免出现假的或夹生的城镇化；第三，服务业准入的改革，未来几亿农民进入城市，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制造业对总就业的贡献已经逼近极限，未来最大的就业潜力在服务业，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和准入，大力发展服务业，方能确保进程农民的饭碗。

　　李克强副总理有两句话可谓耳熟能详：一是“城镇化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内需”，二是“改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中国推动城镇化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城镇化的路径也可以有多元选择，然而，如果不以打破户籍的坚冰为突破口，并且推动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改革，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只是人为圈地、造城，甚至将城镇化解读为房地产化，暗中推动房价的暴涨，则城镇化失败的风险会急剧加大，城镇化所蕴含的最大内需也只是画饼充饥，夹生的城镇化对中国的未来而言则不会成为红利，而只会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去消化的负资产。